西晋泰始那几年，华歆的孙子华廙很受晋武帝看重，职位慢慢升到了“都督河北诸军事”。可就在这时，华廙的父亲华表去世了，原本前途大好的华廙只好辞官，回家给父亲办丧事。
华廙在守孝时，他的妹夫、鬲县县令袁毅因受贿被查。中书监荀勖曾想和华廙结亲被拒，就趁机恶意举报，让华廙受牵连获了罪。晋武帝曾让华廙守完丧就马上回去做官，可华廙一直推脱不去，这便违抗了皇帝的命令。最后，华廙数罪并罚，被免去官职、剥夺爵位，成了普通百姓。
华廙生活困顿，曾靠养猪维持生计，还种了苜蓿来当猪食。唐朝有个诗人温庭筠，曾写诗感慨这位才子落魄时的惨状：
刘公处春逝菜花黄，华廙心中忧浓似草花。
月下楼台知你仍感惆怅远望，碧空云阔只见雁阵斜斜飞过。
某天，晋武帝登上陵云台，瞧见一片田地整齐的苜蓿园。听说这是华廙种的，晋武帝很是意外，昔日的高官如今竟落得这般境地，于是便想重新任用华廙。
太康刚开始那几年，晋武帝下令大赦全国，华廙又重新出来做官了。
华廙可能一辈子都想不到，正是那块专为养猪种下的苜蓿地，让他命运发生了转机。
苜蓿属于豆科类的草本植物，是从别的地方引进的物种。它原本生长在伊朗的西北部、外高加索的山区还有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在汉代的时候被带到了中国。这种植物能传到东方来，和一个历史上的老问题有关系。
公元前201年，韩王信背叛汉朝投靠了匈奴，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去攻打。冒顿单于故意引诱刘邦的军队深入，然后把他们围困在了白登山。还好谋士陈平想了个办法，用财物贿赂了匈奴单于的妻子，让她在单于耳边说好话。刘邦给了匈奴财物，又答应和匈奴和亲，这才从三十多万匈奴骑兵的包围里逃了出来。
刘邦离世不久，吕后又碰上了匈奴的轻慢之举。冒顿给吕后写信说：“你孤身一人，我也独处无伴。咱俩都不开心，没啥乐子，我愿拿我有的，换你没的。”但吕后考虑到匈奴骑兵的厉害，只能忍气吞声回应：“我年事已高，身体衰弱，头发掉了，牙齿也落了，走路都不稳，单于您可能是听错了，我这样的不值得您玷污。我国没犯啥错，还望您能高抬贵手。”
汉朝刚建立时遭受的屈辱，只能指望后人去雪洗了。汉朝朝廷明白，要跟匈奴对抗，骑兵和战马是关键。
养马在文景之治时期是件大事。汉文帝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的提议，推行了“马复令”，规定每户养一匹马，就能免除三个人的劳役，以此激励百姓参与。汉景帝登基后，继续推行养马强兵的策略，在汉朝北部设立了36个养马场，开始大规模养马以备军用。
文景两朝积攒了家底，汉朝时“普通百姓家马匹成群，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可也冒出不少问题。汉朝的马大多养在马厩里，除了吃草料，还得搭配豆子、粟米这些精细饲料。据估算，养马最费钱的时候，汉朝一年至少得花六亿钱。因为开销太大，人和马抢粮食吃的矛盾特别尖锐。史书记载，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赶上粮食收成不好，汉景帝曾下令不许用粟米喂马，谁要是违反，马就会被没收。而且，中原的马跟匈奴的马比起来，耐力和耐寒能力都差一大截，这让汉军骑兵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汉文帝和汉景帝离世后，养马业的发展和如何有效反击匈奴这两个难题，就被留给了汉武帝去解决。
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时，汉武帝派张骞带着外交使团去西域，想借此“砍掉匈奴的右臂”。张骞在外奔波了十多年，虽然没完成最初的任务，却意外给汉武帝带回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消息——“（大）宛国有七十多个小城，有很多好马”，并且“那些马特别爱吃苜蓿”。
为了获得好马，汉武帝不惜派人长途跋涉到大宛国，花大价钱求购。没想到，大宛国不仅不卖，还怂恿郁成王在路上抢劫杀人。汉武帝非常生气，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出兵征讨。大宛国内发生动乱，国王毋寡被杀，亲汉的蝉封被推举为新国王。“汉军得到了几十匹上等好马，三千多匹中等及以下的公马母马”。之后，蝉封每年都向汉朝进贡两匹大宛马（天马）。
那时，汉朝的使者坚信，苜蓿就是让大宛马如此出色的秘诀。所以，在“获得良马”之际，他们“也采集了葡萄、苜蓿的种子带回”。作为西域良马的重要饲料，苜蓿从此踏上了向东传播的征程。
汉武帝在位时，苜蓿既用来喂养牲畜，也作为观赏植物。张骞打通西域后，来长安的外国使者络绎不绝，西域进贡的乌孙马和大宛马越来越多，汉武帝便下令在各地的行宫、别墅和皇家园林里广泛种植苜蓿，让苜蓿遍布各处。他的继任者们又把苜蓿引种到了乐游苑。每当微风吹过，乐游苑的苜蓿“总是沙沙作响，阳光照在花朵上闪闪发光，因此得名怀风，也叫光风”。
对于到底是谁把苜蓿带到了中原，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提到带苜蓿来的汉朝使者的名字。在那种“有了功劳都归功于圣贤”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第一个打通西域的张骞就被当成了最早引进苜蓿的人。也有人把这份“功劳”算到了远征大宛的李广利头上。
近代知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给出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咱们不能认为张骞出游时，所有这些植物和种子都是他自己亲自带回来的，毕竟他出行时得万分谨慎，还被匈奴扣留了一年……不过，张骞确实打通了关系，让后来的几年里（汉朝的使者）能够把一些可种植的植物带回中国。”
最早把苜蓿带来的人已经没法查证了，但自从苜蓿被带到中原，就像往平静的湖里扔了块石头，一圈圈波纹荡开，还引发了一连串的变动。
自从把苜蓿引进来种植，中原的统治者得到了不少好处。
苜蓿的适应能力特别棒。它根扎得深，既不怕干旱，也不怕寒冷，很快就在中国北方扎下了根。跟其他从西边传来的植物差不多，苜蓿先在陕西一带种下，后来慢慢也传到了东边。
帝国养马业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主要看牧场够不够大、草料够不够多。在这方面，汉朝做得相当不错。苜蓿从长安引种后，慢慢在陕甘一带推广开来，给汉朝的官办马场提供了大量草料。
位于现在陕西榆林一带的西河郡鸿门县，有处叫天封苑的地方，它是西汉刚开始时建的牧师苑之一，据说是在汉景帝前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55年开辟的。最近几年，考古的人在榆林南边发现了一座汉代的墓，墓里挖出了农作物的种子，其中就有苜蓿籽。通过年代检测，这些种子大概是汉和帝在位那会儿，也就是公元88年到106年间的。可以推测，整个汉代的时候，榆林到处都是苜蓿，汉朝的马儿站在马厩里，正开心地嚼着草料呢。
悬泉置遗址挖出的苜蓿籽，仿佛在讲述汉代时敦煌苜蓿盛开的景象。悬泉置作为西汉时期通往西域的必经驿站，既要给马匹准备草料，也得给过往商人的马匹提供吃的，苜蓿在这时传到这里，真是恰到好处。
从出土的悬泉汉简残片里，能看到这样一段不太完整的记载：“习置再设，前种苜蓿四十亩，位于北边，距此二十五里，是今年所种。”意思是这一年，在悬泉置往北二十五里的地方，种了四十亩苜蓿。
这些竹简还记着两笔苜蓿买卖。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十一月的一天，有个叫“定”的马房管理员，要给马买草料，就从效谷县常利里一个叫“马君”的人那儿，买了25石苜蓿。可能草料不够，过了五天，“定”又从敦煌县新成里的“山谭”那儿，买了85石苜蓿和茭草。结果，“定”带的8500钱，一下子就都进了这个卖苜蓿的人的口袋。
那两次苜蓿买卖的背后，其实透露出敦煌郡有着丰富的苜蓿资源。后来，唐朝学者颜师古在注释《汉书·西域传》时提到：“现在北边各州，像以前的安定、北地一带，常常能看到苜蓿，这些都是汉代时种下的。”
苜蓿是能活好多年的植物。《齐民要术》里说过：“它活得久，种一次就能一直收。”就是说，苜蓿寿命长，种一回就能割好多次，产量特别高。而且，苜蓿的营养也不比别的草差。现在研究发现了，它里面的蛋白质、维生素和氨基酸都很多。特别是蛋白质，跟大豆差不多甚至更多。到现在，民间还有句话：马吃一口苜蓿，跟吃半块豆饼差不多。
只有种出质量好、产量高的草料，才能养出更健壮肥硕的牲口。根据《汉书》的记录，汉朝人也用苜蓿来喂牛。日子久了，大家惊讶地发现，凡是吃苜蓿的牛，力气都大了不少。以前要两头牛才能拉的车，现在一头牛就足够了，而且牛肉的品质也变好了，史书上说它“肉质细嫩、有纹理，做成烙饼和牛羹，肥美又香浓”。
苜蓿配上优良的马匹，让汉军的骑兵实力大增，有了质的提升。这一转变，也让亚洲的攻守形势发生了变化，汉朝的统治者开始有底气去关注外面的世界了。
马邑之谋一闹，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战争就躲不过了。为了洗掉汉朝初期被欺负的耻辱，从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开始，汉武帝就动用了全国的力量，对匈奴展开了全面的反击。在这场比拼国力的战斗中，卫青、霍去病这些名将带着汉军一路猛打，接连在河南、漠南和漠北的战斗中获胜，把汉朝的边界线推到了河西和大漠里面。
有了苜蓿和优良马匹的后勤保障，汉军追击匈奴时展现出的远程攻击力，让西域各国都感到害怕，并逐渐归顺。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郑吉奉命到车师（现在的吐鲁番西北）屯田，八年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成立，西域从此成为中国的领土。
到了东汉时期，苜蓿和优良的马匹让汉军的骑兵实力大大提升。正好这时匈奴内部出现了分裂，汉明帝便决定对北边的匈奴展开全面攻势。永平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3年），大将窦固和耿忠带领军队长途行军到天山，成功打败了北匈奴的呼衍王。之后，汉军不断出征，和匈奴人在阿尔泰山展开激战。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的单于吃了大败仗，只好逃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汉朝和匈奴打了上百年的仗，最后汉朝赢了。后来的人经常想起这场战争，唐朝的王维在《送刘司直赴安西》这首诗里就提到过。
极远荒漠路，风沙伴尘烟。
春日里大雁常飞，旷野中行人稀微。
苜蓿伴着天马至，葡萄跟着汉使来。
如今让外敌害怕，不敢来求和联姻。
马的强弱影响着帝国疆域能拓展到多大，而苜蓿的好坏又决定着马能有多强壮。
王夫之曾讲：“汉朝和唐朝之所以能强大，都是因为畜牧业发达。”在没机器帮忙的时代，牲口的力量可是维持国家运转的关键动力。
和汉朝相似，唐朝在马政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唐太宗贞观时期到唐高宗麟德时期，四十多年间，唐朝总共养了70.6万匹马。这些马匹提供的动力，可是“天可汗”威名和盛唐辉煌的重要支撑。
马政的发展和苜蓿的种植是相互促进的。在开元时期，唐玄宗李隆基设立了管理马匹的“八坊”，还安排了1230顷的官地，让百姓专门种植草料，好给“八坊”里的马匹提供苜蓿等食物。
王毛仲是高句丽人，原本是李隆基的家仆。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封王毛仲为霍国公，还让他做了监牧使。当时唐朝的马政管理问题多多，比如有人侵占草场、偷饲料等，王毛仲上任后，不畏惧权贵，“两营万骑的功臣和闲厩的官吏都怕他的威严”，这些违规行为都被他制止了。在他的打理下，“马场里种的庄稼和草料总是丰收，从来都没有过收成不好或者亏损的情况”。
在陇右，王毛仲大力推动苜蓿的种植。他亲自督促，使得陇右一带建起了超过1900顷的官办草料场，广泛种上苘麦和苜蓿。这样一来，陇右的马场有了充足的过冬草料，马的数量从原先的24万匹猛增到43万匹。开元十三年（725年），著名宰相张说为了铭记这一成就，特地写了篇《陇右监牧颂德碑》。
同一年（725年）的十一月，唐玄宗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王毛仲从马场里精心挑选了好几万匹骏马跟着。他按照马的颜色，把这些马分成了好几个方队。这么多马一起奔跑的壮观场面，给领导大大地长了脸面。
遗憾的是，安史之乱一来，吐蕃就趁机打进来，占了陇右那块地，“养马场和马都没了”。王毛仲种苜蓿养马的好办法也用不上了。后来，唐朝只好另外找地方，建新的马场和草料场。
悬泉汉简里早有记载，苜蓿那时候就是一种要交税的草料。等到了唐朝，苜蓿成了主要的马饲料，朝廷也开始向百姓和地方收取这种草料，用来“供给各处的闲马”。朝廷还定了规矩，殿中和太仆所养的马，它们的饲料都由长安和洛阳周围五百里范围内的地方提供。后来，苜蓿种的地方越来越多了，交税的草料征收办法也跟着变了变：
各个屯子每年收获的杂粮，除了日常杂用之外，剩下的都就近随便存放。离京城近的，就送到司农那里。离京城三百里以外的，就交给附近的州县。如果是走水路能到的地方，也送到司农那里。
唐史研究专家杜文玉经过考证发现，唐朝时收的“杂子”其实就是各类粮食作物的种子，连苜蓿的种子也算在内。
唐朝因为要靠驿传制度来管理广袤疆土、掌控四方，所以苜蓿种植区也跟着扩大了。为了加强沟通与管理，朝廷大力推进交通和邮驿建设。《大唐六典》中提到，唐朝要求每三十里就得设一个驿站，全国驿站最多时达到1639处。驿站里养的驿马和传马，是当时人员往来、物资运输和信息传递的主要依靠。
为了养活这些牲口，得在附近安排上种草料的田地。开元那会儿，根据干活多少，驿站的马能分到40亩地，送信的马能分到20亩地。要是遇上紧急情况需要额外派马，每匹马还能多给4亩地。《天圣令·厩牧令》上写着，这些唐朝政府的地只能种苜蓿，地方上的县官得经常检查，不能让地荒着，地里长的苜蓿，“除了给送信的马吃，不能乱用”。就这样，苜蓿花开遍了全国各地。
唐朝驿站故事里，最出名的当属“给杨贵妃送荔枝”。唐玄宗在位时，杨贵妃特别爱吃荔枝。为了让她开心，唐玄宗不顾人力物力消耗，下令让荔枝产地跨越千里送往京城。但荔枝“放三天味道就变了”，唐朝的快递员们只能一路在驿站不停换马，赶在荔枝变味前送到长安。
唐代有个叫鲍防的人写过一首《杂感》诗，里面就讲到了那次新鲜水果快速运送的事情。
大汉天下长久太平，各国首领纷纷来朝拜。
骏马时常嘴含苜蓿花，异域之人年年进贡葡萄酒。
五月里荔枝刚绽开笑脸，早晨还在南方象郡，傍晚已到函谷关边。
大雁难以飞抵桂阳那偏远岭地，骏马却能率先越过林邑之山。
甘泉佳果挂楼阁，傍晚时分香飘落。
远处东西显得沉，近处物件感觉轻，鸡儿纵然有美德，也比不上仙鹤灵。
“天马总爱叼着苜蓿花”，这话真妙！遥想当年，荔枝一路狂奔到长安城，靠的不只是骑手和驿马日夜不停的赶路，还有那默默提供能量的优质牧草苜蓿的功劳。
汉唐时期靠苜蓿和好马撑起的繁荣景象，到了两宋却再难重现。
宋朝成立后，曾积极努力收复华北和西北的失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自率军攻打北汉，成功击败前来支援的辽军，迫使北汉皇帝刘继元投降。此时，殿前都虞侯崔翰建议抓住时机：“机会难得，现在乘胜追击，夺取其他地方易如反掌，不能错过。”宋太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不顾宋军已经疲惫，贸然出兵攻打燕云十六州。同年，幽州发生大战，宋辽两军在高梁河展开激战。
最后，辽国大将耶律斜轸和耶律休哥带着辽军反败为胜，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打仗的时候，宋太宗腿被箭射中了，骑不了马，只好坐着驴车，从小道慌慌张张地逃了。雍熙三年（986年），不甘心的宋太宗又去打辽国，结果宋军又吃了败仗。打了几仗后，宋太宗没了脾气，再也不提北伐了。
在西北地区，党项人和宋朝的关系逐渐疏远。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李继迁发动兵变，包围了灵州（现今的宁夏灵武），等到宋仁宗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他的孙子李元昊公开宣布脱离宋朝，自立为王。
李家割据一方，让大宋上下都很愤怒，朝廷里的大臣们大多主张出兵讨伐。宋和夏因此频繁开战。可宋军一直没能打败并收服党项人，西夏独立出去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多次尝试无果后，宋朝丢失了华北和西北的养马重地。麻烦的是，中亚来的苜蓿喜欢干燥、怕湿、更怕水涝，中原和南方因为要种庄稼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也不适合大量养马和种苜蓿。由于重要性降低，宋朝就不再设立像东汉时的苜蓿园、隋唐时的苜蓿管理官这样的专门机构了。
没了好的养马场地，北宋的养马行业逐渐衰落，军事力量也越来越弱，最后遭遇了靖康之难。
南宋时期，形势更是不妙。南宋只守着东南一角，“所以战马，全靠秦、川、广三地供应”。宋军想要得到足够的战马，既得花大价钱，还经常被人限制。最后，在蒙古骑兵的猛烈攻击下，南宋军队逐渐走向了失败灭亡。
两宋时期的不足，恰恰成了元朝的强项。《元史·兵志》中提到：“元朝发源于北方，那里的人擅长骑马射箭，靠这本事得了天下，以前可能从没这样过。他们那儿的沙漠广袤万里，马匹繁衍生息，光太仆寺的马就多得数不清，真是元朝的一大盛景啊。”
苜蓿向东传播的一千多年间，它的好处早就被历史证明了。蒙元王朝靠好马打下了天下，特别看重养马，这么好的牧草，他们当然不会放过。
中统四年（也就是1263年），元朝的刘郁跟着转运使常德去伊利汗国访问，把路上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西使记》。他们走到玛勒城和诺尔桑城（现在新疆西部和阿富汗那块地方）时，看到那里“草都是苜蓿，篱笆都是柏树做的”，可见苜蓿是当地牧民放牧时最喜欢用的草。
1270年（至元七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布了十四条关于农桑的规定，推动农业发展，还要求各地按社来种植苜蓿，好给马匹提供草料。到了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又设立了上林署。这个上林署不光给皇室供应花卉、水果和煤炭，还专门开辟了苜蓿园，派三个人专门负责种苜蓿，用来喂养马、骆驼和羊。
政策能顺利推行，背后也有技术力量的支撑。元朝时，司农司在教百姓种苜蓿的过程中，借鉴了《齐民要术》等古书的经验，于至元十年（1273年）编写了农业书籍《农桑辑要》。书中提到，苜蓿在每年七月就能种，种植方法跟挖菜畦种韭菜差不多，种完及时浇水就行。另外，《大元通制条格》还特别指出，第一茬苜蓿要留着收种子，“第一年不用收割，第二年收了种子后，再分给其他人，一定要多种”。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元朝都城周边种满了苜蓿。在大都这个地方，苜蓿地周边还曾上演过一桩与廉政有关的故事。
忽必烈当皇帝那会儿，尚书左丞马绍是个出了名的清官。那时候，大都城周围有很多苜蓿地，朝廷打算分给老百姓，可朝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却抢着占为己有。有人想送一块给马绍讨好他，马绍没要，说：“我本事不大，却做了大官，天天怕干不好，哪还敢要这不该得的好处，给自己惹麻烦呢？”
于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便把希望寄托在了权高位重的尚书右丞相桑哥身上。可后来，桑哥被对手告发而倒台，他懊悔地说：“要是当初我听马左丞的劝告，哪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忽必烈依照那本记录行贿的册子，着手调查牵涉其中的人。翻遍整本册子都没发现马绍的名字，忽必烈挺开心，说道：“马左丞这人既忠诚又清廉，值得敬重，赶紧让他重新回到原来的职位上去。”
到了明清时期，苜蓿依旧是朝廷发展畜牧业时的首选。
和元大都时期相似，明朝时的北京城四周也大量种植了苜蓿。据史书记载，为了确保皇家马匹的草料充足，明朝政府在北京城的九个城门外，特意划出了上百顷的土地，专门用来种苜蓿。但后来管理放松，这些苜蓿地渐渐被人盯上，被私自占用了。
明宪宗在位的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东厂的太监罗祥悄悄向皇帝禀报：“正阳等九个城门外头，原本有一百多顷地种着苜蓿，每年收成用来喂皇家的马。可现在，这些地都被御马监的太监李良和都督李玉他们给占了去种东西了。”
明宪宗马上让司礼监、户部、郎中、给事中以及御史等多个部门的长官一起展开调查。调查发现，御马太监李良、任秀，都督李玉，还有锦衣卫指挥刘纪、彭麟等人都参与了此事。他们不仅不管，还和别人一起私自圈了种苜蓿的地，用来建庙和修坟。明宪宗立刻下令处置：李玉、彭麟等人被停发三个月俸禄，任秀和刘纪则被逮捕问罪。只有李良被皇帝宽恕了，没受到什么实际处罚。
明宪宗到底还是心肠太软，没再往下细查追究。没过多久，所有牵连的人都得到了赦免。苜蓿地里的那些孤坟和寺庙也没被强行拆掉，剩下的地就给了御马监，让他们“督促官兵继续种苜蓿来喂马”。
到了明世宗在位时，九门附近的苜蓿地还剩下一百一十顷。嘉靖帝还是按老规矩，“把这地分给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每个城门派一个把总，领着一百名官兵，从御马监领十七两银子，租牛来耕种，每月采集苜蓿用来喂养牲畜”。没多久，户部右侍郎王軏就察觉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嘉靖七年（1528）的七月，王軏经过调查后发现，九门种苜蓿的地“很多地都没好好利用，士兵们也常偷懒不干活”，土地和劳动力都浪费了不少。他跟嘉靖皇帝提议，每扇城门就留十顷地、三十个士兵，这样种苜蓿就足够了。剩下的地就租给农民种，根据地的好坏来收租金，多出来的士兵就都回军队去。这个建议得到了户部其他官员的认可，嘉靖皇帝也同意这么做了。
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里提到，明清那会儿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冷的时期，气候不正常，粮食作物经常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于是，苜蓿跟番薯、玉米、土豆一起成了救荒的重要作物。
元朝刚建立时，忽必烈大力推行种苜蓿，还有个原因是“为防荒年挨饿”。到了明清那会儿，靠苜蓿度过灾荒的事儿可不少见。
明末清初那会儿，又闹起了天灾。按照《惠民县志》里的说法，那年粮食收成差，饥荒就来了。当地有个富户冯应晋，去自家田里瞧收成咋样，结果发现两百多亩地就苜蓿长得旺。于是，他就跟家里人提了个挺仁义的主意：“现在这么缺吃的，咋不让人去摘来吃呢？”
家里人刚听这事，都觉得太离谱了，咋能让人吃牲口吃的饲料呢？冯应晋气得不行：“我怎能因为这是给牲口吃的，就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挨饿呢？”说完，他就把饥民们召集过来，让他们随便吃。没一会儿，两百来亩的苜蓿就被吃完了，冯应晋又让人打开粮仓救济，让饥民们熬过了难关。
连年闹饥荒时，冯家出手救下了五十多家受灾百姓。后来，冯家子孙接连考中科举，大家纷纷议论，这是冯应晋当年救灾做好事带来的好报。
其实，早在南北朝那会儿，《齐民要术》里就说了苜蓿怎么吃：“春天刚开始，苜蓿就能生吃，做成汤味道特别香。”后来几百年里，苜蓿除了给牲口吃，还悄悄成了中国人餐桌上的另一种食物。到了明代，鲍山在《野菜博录》里记了一种吃法：摘下苜蓿的嫩叶，洗干净，炸一炸，撒点盐就能吃了。
遇到接连不断的灾害时，大家不仅靠苜蓿来填饱肚子，还用它来帮着提高农作物的收成。
苜蓿经常被用来改良盐碱地。乾隆那会儿，有个浙江人叫盛百二，到山东去做官。当官的时候，他偶然看到了孙宅揆写的《教稼书》，但觉得内容不够全。所以他到处走访百姓，学农业知识，花了六年，终于在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1778年）写出了《增订教稼书》。在书里，他说他的“苜蓿法”是从沧州一个老农那儿学来的。
盛百二说，遇到盐碱地，先全种上苜蓿，每年把地上的部分割掉，过上四年，再把地下的根挖掉。之后“种上粮食和果蔬，肯定都能长得好”。盛百二觉得，这是因为“苜蓿能让地变暖”。
苜蓿属于豆科类植物，它自己就能很好地固定空气中的氮元素。在明清那会儿，大家常拿它当绿肥来用。据《鹿邑县志》上说，光绪年间，河南鹿邑的农民碰到地不太肥沃的情况，一般会先种上三年苜蓿，等“叶子烂了肥了地，再种谷子收成肯定好一倍”。
苜蓿对人和牲畜的好处，那可是从古至今都数不清。两千多年以前，“汉使”的做法，真是造福了后世无数代人啊。
对于中国人引进国外物种这件事，美国研究东方的学者劳费尔曾大加赞赏。
中国人的经济策略极具前瞻性，他们积极引进多种有益的外国植物，并将其巧妙融入自身完备的农业系统，这种做法实在令人赞叹。中国人思维缜密、明理通达、胸怀宽广，历来都愿意接纳外界带来的优秀事物。在植物经济领域，他们堪称全球的佼佼者。中国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世界上所有有价值的植物，在中国都能找到它们的种植地。
不管是张骞开辟西域通道，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中国人总是怀着开放的心态，主动接纳并运用从国外传来的农作物。
岁月更迭，苜蓿的紫色花朵年复一年地绽放又凋零。它曾承载过汉唐骑兵的滚滚铁流，也目睹过宋明时期疆土的渐渐缩减；它喂养过皇家马厩的骏马，也挽救过灾荒中百姓的生命；它让贫瘠的盐碱地变得肥沃，更成为了农耕文化中的宝贵经验。
它渺小地贴伏在地表，却映出了岁月的苍穹。
《史记》这部书，是汉朝的司马迁所写，由中华书局在1982年出版。
《汉书》这部书，是汉朝班固所著，由中华书局在2012年出版。
《旧唐书》这部史书，是由后晋时期的刘昫所撰写，于197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宋史》由[元]脱脱编写，中华书局于1977年出版。
《西使记》这部著作，作者是元代的刘郁，由中华书局在1985年出版。
《元史》由[明]宋濂撰写，中华书局于1976年出版。
孙启忠所著的《苜蓿经》，由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
陈宁所著的《秦汉时期马政制度探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
谢成侠所著的《中国养马史》于1991年由农业出版社发行。
李鑫鑫等人撰写的《关于紫花苜蓿引入中国的几个历史问题探讨》发表于《中国农史》2019年第六期。
刘啸虎和陈叶群写的《论汉唐时期苜蓿的推广与接纳》，在《农业考古》2023年第6期发表了。
李鑫鑫与何红中合著的《汉唐时期西北地区苜蓿推广：由国家推动的管理策略》，发表于《中国农史》2023年第五期。
肖晓凡所写：《宋代官马饲养技术：传承与变革的探讨》，发表于《古今农业》2020年第三期。
张英冉所著：《初探元代苜蓿的发展情况》，发表于《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九期。
竺可桢发表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上的文章：《关于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化的初步探讨》。
《明清时期苜蓿在各地的分布情况及影响因素》，作者刘爽和惠富平，刊载于《草业学报》2021年第二期。
张静怡所著的2024年兰州大学博士论文《关于敦煌悬泉汉简里置所马政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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