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杭州宇树科技展厅，机器人展示击掌动作。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江苏昆山高新区立法联系工作站开展征求立法建议活动。 孟 骁摄
浙江湖州南浔区和孚镇的桑基鱼塘。 陈海伟摄
作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重要补充，地方立法解决的是法治通达群众、通达基层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对立法法进行修改，其中一项重要的修法内容，就是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全国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主体从之前的49个较大的市增加到目前的289个设区的市、30个自治州和4个不设区的地级市。
10年来，地方立法有哪些新亮点？又有哪些鲜明的地方特色？如何因地制宜满足当地的发展与治理需要？记者近期赴浙江、江苏采访，透过几个地方立法“关键词”，探寻良法与善治之间的制度密码。
关键词：“孵化器”
推进新兴领域立法，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以后路上跑的货运车什么样？浙江杭州、江苏苏州的地方立法，为我们勾勒未来图景。
“我们很早就开始布局无人车研发，但过去发展的一大障碍，就是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支持。”菜鸟集团首席技术官兼无人车总经理李强说，早期无人车只敢在封闭的园区内运营，但这样也让应用空间大大压缩，发挥不出巨大潜力。
2024年，杭州出台《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促进条例》，为功能型无人车提供了合法合规的发展路径。李强说：“立法给予功能型无人车‘身份’，不仅提振企业研发信心，更让我们放开手脚面向市场持续创新。”
在九识（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无人物流车在苏州城区“走街串巷”的第一视角，实时在大屏幕上显示：遇到行人会自动避让，碰上复杂路况能自主规划路线……流畅的行驶表现与精准的配送执行让人眼前一亮。“我们已经在约200个城市布局超千台无人车，累计处理订单超1亿单，覆盖快递、电商、社区团购等高频场景。”九识智能相关负责人说。
“聚集战略性新兴业态，我们制定《苏州市智能车联网发展促进条例》。”苏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陈雪珍说，这部条例对产业发展、推广应用、安全保障等方面作出规定，还支持智能车联网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前沿技术和跨行业联合技术攻关。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通过推进新兴领域立法，地方立法成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让创新从“襁褓”阶段就得到细心呵护和成长空间。
“《苏州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帮助我们的技术走出了‘实验室’。”在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创始人骆威说，该条例明确全链条转化机制，精准破解其所在的医疗器械行业的转化难题。
从科技金融服务到知识产权保护，《苏州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正推动科技创新成为苏州发展“最大增量”，助力打造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杭州有一条“科创大走廊”，每年诞生企业主体约两万家，“杭州六小龙”有一半从这里走出。为了打破行政区划条条框框，杭州制定《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条例》。
“立法赋能产业平台，提供数字经济发展支撑。”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工委主任陈马多里说，大走廊秉承“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服务理念，创业氛围越来越浓厚。
关键词：“小快灵”
立足“小切口”，及时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鱼米乡，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
在浙江湖州，世代相传的“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桑基鱼塘生态模式，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当地桑基鱼塘系统却逐渐萧条，功能逐渐退化。
“立法保护桑基鱼塘系统，就是传承生态传统、弘扬生态文化、保护生态环境。”湖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贤龙说，2022年将其列入立法计划，2023年就制定了《湖州市桑基鱼塘系统保护规定》。
该规定实施两年来，桑基鱼塘不仅“回来了”，还有了新升级：经过育种，桑树变矮了，更利于农业管理；除了桑基鱼塘，还创造性开发出“油基鱼塘”“果基鱼塘”“菜基鱼塘”等新模式。“过去一斤鱼卖十几元，如今‘生态鱼’的牌子打响了，每斤能卖三四十元！”湖州市南浔区人大代表、荻港渔庄总经理倪威说。
“湖州最动人的色彩是绿色，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孙贤龙介绍，除了《湖州市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系统性规定，湖州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小步快走”，基本每年都制定“小快灵”法规，用足、用好地方立法权限。
与传统餐饮服务相比，这些年迅速发展的网络餐饮服务，因链条长、环节多、隐蔽性强，食品安全风险相对更高，监管难度更大。如何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江苏常州市新北区的龙虎塘街道人大代表之家，一本《常州市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若干规定》醒目地摆放着。“这是全国最早专门规范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地方性法规之一，我们当时都参与了立法意见征集。”新北区人大龙虎塘街道工委主任钱炯自豪地说。
随着立法的完成，相关配套规定和举措也及时跟上。今年，相关部门依法累计责令整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503家，行政处罚128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在公共安全、基层治理领域立足‘小切口’、做足‘小快灵’。”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云萍说，从推行使用公筷公勺，到加强租赁厂房安全管理，常州近年来在立法选题和法规制度设计时，增强立法的时效性，及时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关键词：“金点子”
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立法成为群众“身边事”
“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我们以‘立法+行业’搭了一座‘桥’。”上海上正恒泰（苏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徐黎宏说，该所作为联系点不只发挥专业优势，还积极借用“外脑”成立“地方立法研究中心”，让立法意见建议更切合法律实务。
说着，徐黎宏拿起正在征求立法意见的《苏州市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以这次立法为契机，我们组织‘产业链立法圆桌’，邀请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参与，为经营主体参与地方立法搭建平台。”
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家站等，到灵活运用调研、座谈、论证、听证、评估等方式，各地把地方立法建立在坚实的民意基础上。
章慧芬既是杭州市余杭区人大代表，也是当地闲林埠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立法信息员。
曾经，她在参与《杭州市慈善促进条例（草案）》的立法意见征集时，碰到了这样一组“矛盾”：一边是许多慈善人士强调不求回报，希望低调捐赠、不事张扬；另一边是向社区居民等征集意见时，群众却说立法就是要让“好人有好报”，这样才有更多人做好事。
群众淳朴善良的说法该如何入法？章慧芬仔细斟酌后，把收集的意见浓缩成立法建议提了上去。今年4月《杭州市慈善促进条例》表决通过后，章慧芬高兴地发现，该条例对慈善礼遇机制进行了完善，明确在消费优惠、窗口服务、培训提升、困难帮扶等方面为捐赠人提供关爱礼遇。
“群众的大白话成了有温度的法律。”章慧芬说，从“民言民语”到“法言法语”的立法过程，让立法成为群众“身边事”。
在常州，“金点子”被立法采纳了，就会收到一封感谢信。因提出多条建议被立法吸收采纳，常州市人大代表俞伯俊就收到过感谢信。
“更好鼓励聚集众智，才能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俞伯俊经常参加地方立法的座谈、立法协商等活动。前不久，他又参与了《常州市租赁厂房安全管理规定（草案）》的讨论，与会人员就相关条款是否可行、是否存在矛盾冲突、执行中如何多部门协调等畅所欲言，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派人现场听取大家意见。
“送出立法感谢信，是完善立法意见建议采纳激励机制的一次探索。”常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许玲表示，一封感谢信，既是真诚感谢各界对立法工作的关心支持，更是用这种方式更好地激发大家参与民主立法的热情。
关键词：“富口袋”
法规文本的“白纸黑字”变成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近年来，浙江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全国促进共同富裕探路示范。
在浙江台州天台县，8个昔日“无人问津”、全县排得上号的“穷村”，“组团”发展发生的“蝶变”，成了当地“共富立法”的灵感来源。
塔后村靠近国清寺等古迹名胜，加之自然风光秀美，非常适合发展民宿经济。但发展之初，想着“靠景吃景”的村民，就遇到了瓶颈。
“过去各村资源分散、规划冲突、产业同质化问题突出。”天台县赤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陈高说，比如2019年塔后村计划打造康养民宿集群，而相邻的仙都村也想发展类似产业，双方因客源争夺、土地纠纷一度陷入僵局。
怎么办？当地想到了推动空间特点、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具有互补互促条件的乡村实行片区化、组团式建设。
为此，塔后村与邻近村社、相关单位组成联合党委，大到产业布局，小到土地流转，都会拿到每月的“片区圆桌会”上，由各村党组织书记、党员代表、企业负责人共商共议。
“如今，大家拧成了一股绳，实现了1+1>2的效果。”塔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孝形说，2024年大塔后片区累计接待游客13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3.4亿元，“这在以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目前，台州推动686个行政村组团形成了105个片区。今年5月1日施行的《台州市促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规定》，将这些探索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推动乡村共同富裕。
“共富”实践创造的经验需要通过立法来巩固，碰到的问题也需要通过立法来破解。
台州制造业发达，如何让产业工人更好实现“技能创富”？随着《台州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和《台州市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若干规定》的落地实施，台州校企合作日益紧密，1394名技术工人获股权激励，占总激励人数的40.32%，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成了“合伙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如何让农民就近增收？《台州市共富工坊建设管理规定》实施后，共富工坊认定有标准、资源要素激励有依据，全市共富工坊已达1688家，解决农民就业5.8万人，农村群众“农忙种田、农闲赚钱”，在家门口就能“进工坊、当工人、领工资”。
“‘共富立法’要紧扣群众期盼寻找着力点。”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海平说，只有“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法规文本的“白纸黑字”才能转化成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延伸阅读
为什么要“下放”地方立法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国情相适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使法律既能通行全国，又能适应各地不同情况的需要，立法法根据宪法确定的原则，确立了统一的、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2015年立法法修改，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是立法体制的一次重要完善。2023年立法法修改，适应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权限。
10年来，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结合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进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立法，涵盖物业管理、文明促进、烟花爆竹、城市养犬、垃圾分类、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以小切口、小快灵立法，着力增强地方性法规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停车、养犬、燃气、饮用水等问题，因地制宜满足了当地治理的需要，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实践中，地方立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三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所谓“实施性”，就是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实施办法，使上位法规定更加具体细化、更具可操作性，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所谓“补充性”，就是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关于地方事务的条例、规定，为地方发展和地方治理提供法治保障；所谓“探索性”，就是按照“不抵触”原则，对国家尚未立法的事项，通过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开展探索。
10年来新制定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超过5000件，为提升地方依法治理水平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5年5月，我国现行有效法律306件，行政法规约600件，地方性法规1.4万多件，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不断增强，立法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 人民日报 》（ 2025年06月19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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